文/吴侃
镇江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岸，京杭大运河和长江在此交汇，京沪铁路穿越市区贯穿东西，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镇江设邮政总局，管辖河南、山东、江苏等地46个邮局。1914年，江苏邮务管理局成立。镇江定为一等邮局。
1937年抗战爆发，12月8日，镇江沦陷，镇江邮局撤至苏北兴化。
镇江沦陷，日军邮局抢掠
抗日战争爆发，邮局业务被迫陆续停办。1937年11月镇江邮局奉命撤退，镇江邮政开始着手“万全之策”，局长包容指派职工王福芝等8人留守。1937年12月初，因抗日战争战火逼近，镇江邮局撤至苏北兴化并受省局委托，代行管理苏北各地邮政局、所。电报局员工及省、县政府电话管理机构均于镇江沦陷前撤离镇江。
1937年12月8日，侵华日军永津部队占据镇江京畿路邮局，置国际公约于不顾，将身穿绿色制服的留守人员最年轻的邮工吴龙岳抓起来，并称之为“支那兵”，吴龙岳按照当时局长临走前的关照，大喊：“我是邮便！我是邮便！”但日本兵并不理睬，直接用刺刀将其戳死，其余留守人员不得不各自逃避。
在此之后，日军除将局里所存的邮袋拆开，掠夺其中的贵重物品（价值折合黄金3300两）外，还捣毁办公桌椅、门窗用以烤火，并将局长室、挂号房、包裹房的3间大型钢筋混凝土保险库用炸药从顶部炸开，大肆破坏。
日军侵占镇江邮局期间，财产损毁严重，地下室所存邮筐、邮袋被拆，待运湖南、贵州等地的数百万元邮票及汇兑印纸被盗。
1938年1月10日，伪镇江自治委员会成立。4月，镇江邮局返镇复业。国内函件、包件、汇兑（包含国际汇兑）、包裹及收寄重件等业务相继展开，并在“东洋先生”许可下雇用邮政人员。日军派有日本宪兵在邮局检查邮件，稍有怀疑即予扣留没收。以1939年12月份为例，共被检查的平信1.76万件、挂号1217件、快信289件；其中分别被扣留690件、79件和23件。
1939年2月，丹阳埤城邮局局长裴良玉向江苏邮政管理局呈送了一份公函。这份工作报告，记录了日本侵华日军在埤城制造的一起惨案。1938年12月9日上午10时许，百余名日军冲入丹阳埤城。在埤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十余名日军闯入埤城邮局，将局长裴良玉以及所有邮政员工赶出邮局，然后封门抢劫。10日，听说日军已撤走，裴良玉和员工返回埤城邮局。邮局邮件及贵重物品已被洗劫一空。当裴良玉正在检查公物时，街头又响起枪声，又有一批日军来到埤城。惊恐之下，裴良玉携带邮政账本逃到姚家桥邮局。
1940年，南京汪伪政府邀请镇江人屠家骅主持筹备成立邮政总局。因为害怕背上“汉奸”骂名，屠家骅托词不干，回到镇江伯先路29号屠家骅公馆过起寓公的生活。
战争期间，国内用中山邮票
一张邮票的发行和使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当时的国民政府邮政总局在邮票使用上作出了原则性的一系列的规定。
1939年5月20日，武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钧鉴查沦陷区域维持邮政关系国家主权民众便利……拟定实际办理原则三条。其中第二条：伪组织如发行邮票而强迫邮局行使，亦将邮局撤还……
1942年底邮政总局回复上海邮政总局办事处乍配林主任的回电：“邮票不变，即仍用国父遗像邮票。”所以抗日战争时期镇江所寄发的信件一般都是贴用孙中山像邮票。
日本军人所用一般都盖有长方形红色小戳“军事邮便”免资明信片，即便是寄回日本的明信片也必须通过日本宪兵的检查。
笔者在一张当时日本人使用的明信片上居然发现其中竟印有镇江甘露寺、金山寺、镇江港全景图。而普通日本人所用的是印有红色邮资“大日本帝国邮便贰钱”。笔者看到的这枚邮便上还加盖了风景戳（黑色），戳上还标记上“镇江野战局”的字样。
镇江开埠后，集邮之风从西方传入。抗战期间，镇江籍集邮家郭润康避难到贵阳。逃难路上郭老除带了一点必备的衣服行李，只带了邮票。镇江集邮家李幼芳避居上海，收集的邮票存在镇江寓所，结果全部丢失。
邮路困难，职工浑水摸鱼
在抗日战争期间，邮政运输是相当困难的。邮路时堵时通，邮件积压，疏运困难。1937年9月，沪宁铁路线日军空袭频繁，镇江邮局委托京（南京）沪公路直达车代运至句容、武进、无锡、苏州等地邮件。
镇江沦陷直至解放前夕，汽车邮路时断时续。1938年10月，镇江邮局应发上江各处邮件，因扬州、南京间交通阻隔，积压邮件800余袋，明信片33筐。在此期间，寄往苏北的轻件一度交轮船带运至天生港转发，包裹重件由镇江邮局雇船运往泰县转递。在镇江沦陷期间，发往内地（国统区）的邮件，受交通阻碍的因素，尽量绕道运达。但有时还会在运输途中被日军扣留、抢劫。
镇江的邮局信件投递分市内投递和农村投递两条线路。城内邮件分省府路和京畿路两个投递区。当时市区里的赶班邮筒一律漆成黄色的顶子。而农村邮件投递仅限于近郊。其他郊区信件，大都送到集镇商店捎转。因当时物价飞涨，邮政收支入不敷出，中华邮政总局远在重庆，无法接济沦陷区邮工。信差向收件人索要小费、酒资的情况也很普遍，镇江邮政局也默许了这个事实。
据1993年邮电局编志办的张铸泉在走访邮局老职工时得知：“那个年代时局混乱，邮局已不再盈利，邮局职工的薪水和营运资金完全依靠重庆中华邮政总局。”
抗战时期兵荒马乱，邮局职工的生活难以为济。一些留守的邮局职工监守自盗、浑水摸鱼，从中谋求私利。有两件小事被志书记录在案。
1938年5月31日，镇江邮局接到职工亲属张某书面反映：蒋某请他推销邮票，以6.5折收款，另给介绍费3。蒋某逃往江都后被抓，因伪镇江地方法院受其贿赂，被无罪释放。
镇江邮局象山上印心堂公产管理人员刘某之孙与邮局留守工人王福芝均居住在印心堂里。1938年初，刘赴泰州找到撤退在该地的镇江邮局工人王道源，声称其父王福芝托他代售30元的邮票。因无证据，刘在事发后拒不承认邮票一事，法院最后以罚金160元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