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北固山后峰腰台考古中出土的周代陶鬲。元代《至顺镇江志》载：“齐庆封宅在城南一里（《祥符图经》），即今朱方门之外。”此处文字是引用北宋润州地方志书《祥符图经》。书法史上被誉为“大字之祖”的《瘗鹤铭》石刻，在其铭文之中，即刻有“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的内容。□刘建国
朱方，是镇江历史上见诸史籍最古的地名。它首见于《左传》记载：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齐国左相庆封逃亡到吴国，“吴句余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后来，楚国借机率领中原列国联军攻打朱方，活捉并处死庆封，这便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朱方之役”。而正是这段史籍中记载的文字，透露出镇江古老而神秘的历史脚步。
一、朱方地名活化石
朱方地名十分古老。这种带“方”字的地名，不但在当时吴国所有的地名中不见他例，即便放眼于春秋列国，甚至上溯到西周时期也十分少见。历史上较为流行这种带“方”字的地名主要见于商代。在已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中，“方”字地名比比皆是，仅在与宁镇地区毗连的江淮之间，可以考证的就有徐方、虎方、林方、危方、莱方等。循以商代的语体通例，地名之“方”，亦表示国名和族名。因此，可以认为朱方既是商代一个方国的名字，又是一个族系的称谓。并且，商人在卜甲中还将“方”与“夷”通用，如徐方亦称徐夷，虎方亦称虎夷，故而朱方也可称朱夷。朱方是商代方国地名保存下来的一个极其难得的“活化石”。
夏、商、周时期，在宁镇地区孕育、发展着一支有着独特风貌的青铜时代文化——湖熟文化，它是因上世纪50年代首先发现于江宁湖熟镇而得名。遗址主要以高出地面的台地特征分布在宁镇丘陵地区及秦淮河流域。在现今镇江市区范围即东至丹徒镇横山、北沿长江、南以十里长山和官塘桥的四明山为界，西至蒋乔五州山，东西约15公里、南北约8公里范围内，经考古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就有20多处，形成极为密集的聚落群。其中，典型的如丁卯桥附近的马迹山、龙脉桥南侧的龙脉团山等，它们的文化面貌以素面陶鬲、甗等炊具为主，显示出属于东夷文化的器物特征。
朱方后来由吴国所兼并，《史记》中亦有关于朱方的记载：“王余祭三年（前545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吴王余祭，又称句余，不但将朱方给庆封作奉邑，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庆封家族在朱方经营，数年后比在齐国还富有。而太史公在此处称朱方为“朱方之县”，这是春秋吴国唯一见录于史籍记载的县名。古代设“县”之制开始于春秋初期的一些大国，当时县的地位比郡高，所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就反映了这一史实。许多大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的国土改建为县。朱方被吴国设置为“朱方之县”，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朱方与吴国的关系及身世、地位。
二、朱方地望在何处
朱方，作为吴国西部的一座重要城邑，在春秋时期已是闻名遐迩。而关于它的地望，在古代志书中出现有不同的表述，主要见有位于丹徒（今丹徒镇附近）和润州（今镇江市区）两说：
丹徒说。如《史记·吴太伯世家》：“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文下有南朝刘宋裴骃集解，引《吴地记》：“朱方，秦改曰丹徒。”又，《汉书·地理志》“丹徒”条目下有唐代颜师古注：“会稽郡丹徒，即春秋朱方”。而汉时丹徒县治于今镇江城区东9公里的丹徒镇附近，若依据裴骃、颜师古的注释，则朱方应是地处今丹徒镇一带。
润州说。唐代《元和郡县志》载：“润州，本春秋吴之朱方邑。始皇改为丹徒，汉初为荆国刘贾所封，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此段文字开头提及润州为“春秋吴之朱方邑”，而历史上的润州治所一直是在今镇江市区。并且，文之结尾亦述及“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京城即六朝铁瓮城，位于今市区北固山南峰，此处所云的丹徒即是京城，同样表示位于今镇江市区。
三、史籍考古显踪迹
那么，朱方的地望究竟在何处？其实，史籍志书与城市考古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指标性的答案——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云：“京城，今府治，春秋之朱方也。”而清代镇江府治于今镇江市区；京城，即三国孙权所建铁瓮城，亦位于今市区北固山南峰。可知，顾祖禹考定朱方与京城、镇江府治同一所在。
元代《至顺镇江志》载：“齐庆封宅在城南一里（《祥符图经》），即今朱方门之外。”此处文字是引用北宋润州地方志书《祥符图经》，记有庆封宅位于唐宋朱方门（今市区东门坡顶部）外一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春秋时期朱方城地望即今镇江市区。
进而，上溯唐代史料，如徐坚的《初学记》：“润州，春秋之朱方”。明确表示朱方与唐代润州（治今镇江市区）的地理关系。再如，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其《庆封古井行》的序及诗中写道：“按《图经》，润之城南一里，则封所居之地。询诸故老，井尚存焉。”“江南戴白皆能言，此地曾为庆封宅。”而陆龟蒙所据的《图经》，当是唐代孙处元编撰的《润州图经》，成书距今已近1300年之久，这表明庆封宅、井遗迹在唐时尚存，润州“故老”、“戴白”（皆是指老人），有口皆碑。
至于在更早的六朝史籍中，京口亦多见以朱方代称。如《宋书》载，刘宋时周朗在一次廷议中批评侨民制度时，曾说“其他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岂吴邦而有徐邑？”徐邑即南徐州，南朝时侨置于京口。
尤其,《瘗鹤铭》更是物证。在市区江侧焦山上，保存有一件六朝时期的珍贵文物，它就是书法史上被誉为“大字之祖”的《瘗鹤铭》石刻。在其铭文之中，即刻有“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的内容，这清楚地表明，作为瘗鹤刻石之所的焦山，地属古朱方，故《瘗鹤铭》石刻则是朱方极具象征意义的地理坐标。
近些年来，城市考古又提供了若干新的佐证：在1991年花山湾古城的考古中，发现东城垣夯土下有多处叠压着先秦文化堆积，并出土陶鬲、罐、盆、鼎等残件。之后，2000年北固山后峰腰台考古中亦同样出有周代陶鬲及大量印纹陶片。而在此之前1984年，还在市区中山桥改建时，于旧桥基下出土一件春秋时期的兵器铜戈。此类信息显示出镇江市区确有西周、春秋时期丰富的文化遗存。
而尤为重要的是出土有铭刻“朱方”的文字砖。1998年在虎头山（氧气厂东侧）唐代罗城遗迹内，出有多件“朱方乡”铭文砖。它的发现，表明唐代并存有两个古乡建置：一是丹徒乡（在秦-六朝丹徒县治旧址所置，地望今丹徒镇一带）；另是朱方乡（先秦朱方之县旧址所置）。既然唐时两者同时并存，可见它们的地望不可能重叠在一处，这就排除了朱方位于丹徒镇附近的可能。
以上，关于朱方地望的资料已经充分说明，朱方邑即位于今镇江市区。因此，可以确认朱方邑就是这座名城的源头，故镇江的建城史应是从公元前545年算起，距今已有2559年，明年即是256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