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汉隋唐宋时期的馆阁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完全被翰林制度所遮蔽、取代。这是就明清两代馆阁的总体情况而言的结论，若分而言之，明代和清代的馆阁功用则有较大区别：明代的皇家馆阁，基本上只是处于储藏图籍之所的状态，而清代的皇家馆阁则数量和类型多、规模宏大，完全服务于清廷的文化统治和学术整饬；从发展过程而言，清代的皇家馆阁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此后逐渐走向衰落。
就明代的皇家馆阁建设而言，除了朱元璋诏令收集元大都皇家藏书之功、成祖朱棣令修的《永乐大典》之功、杨士奇主持编修的《文渊阁书目》之功以及历朝编修《实录》之功之外，其他盖乏善可陈。
在明朝历代皇帝中，除了太祖和成祖之外，其他皇帝大多不甚重视馆阁建设。明世宗嘉靖中叶，御史徐九皋曾建议征集民间遗书，以便诸臣“辨析经旨”“召见侍从讲官，亦仰体皇上圣学备顾问”，然而嘉靖皇帝却说：“书籍充栋，学者不用心，亦徒虚名耳。苟能以经书躬行实践，为治有余裕矣。此心不养以正，召见亦虚应也。”
可见，在嘉靖皇帝看来，加强文献资源建设、馆阁建设以“备顾问”之事，只不过是“虚名”“虚应”而已。这就表明，在嘉靖皇帝的观念中，馆阁的养育人才以成文治之器的功用只是可有可无的“虚事”。可以说，嘉靖皇帝的这种馆阁功用观，代表了有明一代多数帝王的馆阁功用观。这也是明代馆阁建设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缺乏长进状况的根本原因之一。
关于明代馆阁制度的落后局面，丘濬在《图籍之储》一文中以婉转的批评之语予以描述：“我朝不专设馆阁官，凡前代所谓省监，皆归于翰林院。翰林院专设官以司经籍图书，名曰典籍，凡国家所有古今载籍，皆在所掌。又于国子监设典籍一员，司凡大学（太学）所有经籍及版本之属……我朝馆阁之职，凡前代所谓集贤院、崇文院、秘书省、秘阁，皆不复置官，惟于翰林、太学置此官二员……宋有馆阁之职，以司经籍图书，秘书郎职掌收贮葺理，校书郎正字职在编辑校定。今制不设馆职，并其职于翰林院。夫无专官，则无专任。臣请于典籍之外，其修撰、编修、检讨，皆以编辑校定之任专委其人，而责其成功……如此，则葺理有官，而编简不至于脱误；考校有人，而文义不至于讹舛；考阅有时，而载籍不至于散亡矣。”丘濬在这里指出了明代因“不专设馆阁官”所带来的弊端，即“无专官，则无专任”，由此难免所藏文献出现“脱误”“讹舛”“散亡”的弊端。当然，丘濬所提仿效唐宋设馆职之制以期做到“葺理有官”“考校有人”“考阅有时”的良好建议，未被采纳。
就清代的皇家馆阁建设成就而言，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其前和其后都未达到此一顶峰，故在此专门评述乾隆皇帝的馆阁功用观。
乾隆皇帝曾作有《四库全书》北四阁记，即《文渊阁记》《文津阁记》《文源阁记》和《文溯阁记》，其中的《文渊阁记》和《文溯阁记》，集中表述有乾隆皇帝的文献观和馆阁功用观：
“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蒐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故乃下明诏，敕岳牧，访名山，搜秘简，并出天禄之旧藏，以及世家之独弆，于是浩如渊海，委若邱山，而总名之曰《四库全书》……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斯乎！庶在斯乎！”（《文渊阁记》）
“权舆二典之赞尧、舜也，一则曰文思，一则曰文明，盖思乃蕴于中，明乃发于外，而胥藉文以显。文在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继尧、舜之心传也。世无文，天理泯，而不成为世，夫岂铅椠简编云乎哉？然文固不离铅椠简编以化世，此四库之辑所由亟亟也……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文溯阁记》）
通过上述两段话，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乾隆皇帝的如下四方面文献观和馆阁功用观：第一，人类的思想和文明成果记录在文献之中，脱离文献无以继承人类文明成果，也无以认识天下之理，即“世无文，天理泯”，所以必须借助文献才能接受和传承人类的文明成果，这就是文献的价值所在；第二，重视文献资源建设（如修《四库全书》），是兴礼乐、崇儒重道的要求和表现，而不只是为了宣扬右文；第三，《四库全书》北四阁的名称都冠以“文”字，且都有“水”意（后来的南三阁名称之意亦如是），表明修《四库》、建馆阁是为了体现如水有源般的文脉传承渊源有自；第四，之所以重视文献资源建设和皇家馆阁建设，是为了通过所修、所藏文献宣明本朝继承祖先文明遗产，以此告诫子孙不忘祖宗创业之艰难，敬畏祖先，珍惜现世，即告诫全民要认同当朝统治的来之不易及其正当性。
当《四库全书》修成之际，乾隆皇帝又提出了“嘉惠艺林，广布流传，以光文治”的馆阁功用观。这一思想集中表现于建立北四阁、南三阁的谕令之中，其曰：“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现在缮写头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于六年内按期蒇事，所以嘉惠艺林，垂示万世，典至钜也。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誉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如果把乾隆皇帝在《文渊阁记》和《文溯阁记》中所说的话喻为“殷殷教诲”，那么，这道谕令中的语气则可称为“信心满满”。也就是说，经过“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而成的《四库全书》，俨然是乾隆皇帝宣明稽古右文、以光文治的文化学术大典；南三阁借助“人文渊薮”之地的优势，广布流传，以“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由此可见，在乾隆皇帝的治国策略中，馆阁的功用在于整理文献、整饬学术、嘉惠士人的文治之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16ATQ004）部分研究成果。作者系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韩天琪编辑整理）
《中国科学报》(2019-11-13第3版学术)打印发E-mail给：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