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17-12-01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因出生于广州而得名，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考中举人，担任过刑部郎中等职。民国时，他历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江浙等地海关监督，又担任过中山大学教授、南京国史馆纂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著有《小三吾亭诗文集》等。
冒广生具有典型的中国士大夫气质，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座右铭。在所经历的社会大变革中，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戊戌变法中，他是“公车上书”的列名者。辛亥革命后，他是留任的前清官员之一。民国时期，他发挥自己的才干，在任“以官护文”，做了不少有益于地方文化传播的事。
冒广生国学基础十分深厚，在学术研究上颇有建树。他在经学、史学、诸子、诗词诸方面均有造诣，尤以词学成就最显。代表作《小三吾亭词话》，保留了大量近代词人的词作和学术行踪，是今天研究近代词人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他提出了词来源于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的观点，认为词的本体是绝句，而以简驭繁，用增、减、摊、破的方法来加以变化，渐进为词，指出填词不一定要墨守四声，表现出他有一种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在词坛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冒广生与镇江有缘，他1919年曾担任镇江海关监督。上任后将母亲周夫人接到镇江，就近尽孝。两年后，他转任外地，仍常回镇江来照看母亲。母亲去世后，他又回镇江守孝两年，前后加起来，在镇江呆过近五年的时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冒广生在镇江期间与文人的交往密切，他与江苏学者陈庆年在金山长夜谈诗，又与著名学者傅增湘夜宿妙高台论文。镇江名人丁传靖从北京归来，两人又在一起对诗谈词。他和京口的僧人关系也很好，和他们联诗唱酬，写过《京口五僧咏》，这里的五僧分别是兴善庵的济南、江天寺的青权、鹤林寺的褔灯、玉峰庵的鹤洲、超岸寺的怡斋。又写过《京口后五僧咏》，这里的五僧分别是江天寺的宗仰、江天寺的松月、招隐寺的辉山、竹林寺的圆明、鹤林寺的闻光。他还委托过鹤林寺方丈闻光代为拓印鹤林寺壁上的陈均题诗若干首，寄给他的温州友人刘次饶。
冒广生在镇江期间，写过不少诗词，抒发他在这里的感受。其中有《润州杂诗十二首》和《满江红京口怀古十词》等，其中一词就是描述鸦片战争镇江保卫战的。词云：“碧眼紫髯，九万里，大秦之国。忍泪读，残黎日记，嘻嘻出出。横海船来江不险，轰天雷迅城都墨。枉青州，四百好男儿，头颅掷。伊里布，箸方失。颜崇礼，冠堪溺。问北门锁钥，是谁之责！之子天骄殊未已，长城自坏嗟何及。便方重，从此恨刘郎，蓬山隔。”
冒广生在镇江还帮助重刻了元《至顺镇江志》。有一次，他会见吴昌绶时，此人劝他重刻一下镇江的宋元二部方志，他记在了心里。后来他与陈庆年会面时，知道了陈庆年已经刻了宋《嘉定镇江志》，而元《至顺镇江志》因资金匮乏，还没有刻成。冒广生于是请陈庆年拿来写本，召集刻工合计，需要六百金。冒广生先自出百金，又和镇江士绅柳肇庆和于树深商量，不到一个月，就募捐到了所需经费。他还应陈庆年的邀请，写了重刻《至顺镇江志》的序文，序中描述了刊刻此志的缘起、经过。重刻《至顺镇江志》是冒广生对镇江文化的一大贡献。因为此志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保存了许多元代的珍贵史料。清代大学者阮元曾给予此志高度评价。
冒广生在镇江的其他文事也不少，他曾经在镇江南郊的王家山作《新复王梦楼先生三世坟墓碑记》，又为镇江文人于树深所藏“周忠介公与友人书”一通书写了题跋。他还应鹤林寺方丈的邀请，写了《黄鹤山志》的序言。在镇江守孝期间，又写过《招隐山志》和《京口夹山志》的序言。
冒广生在镇江的官声也很好，他离任时万人相送。镇江商界和文化界人士倡议为他立德政碑，称赞他：“其办交涉也，纯然一出之诚，以取外人之信用。一旦有事，义所不可千回百折，以浩然之气，充塞其间，举一切要挟恫吓，漠然不为之少动，外人亦知公耿介，互为退让。公语人若有天幸，实则临时之正气，平日之积诚，有以潜移而默化之也。”他在和美国长老会、日本商人、日本军人的谈判交涉中，均能秉持正气，为地方和国家维护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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