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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马一浮、陈寅恪与20世纪中国学术2015-08-2305:53:54来源:(深圳)分享到：
刘梦溪
著名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著作有《学术思想与人物》、《国学与红学》、《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等。
刘梦溪携新著《马一浮与国学》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办讲座的时候，书店负一层的听众坐席人满为患。原以为马一浮和国学都是偏僻的题目，不想慕名前来倾听者众，许多年轻观众是站着听完的。讲座一开始，刘梦溪便抛出发人深思的问题：何为“国学”？刘梦溪认为，真正给予“国学”准确定义的人是马一浮。马一浮将“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原初典籍。
“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伦理都在六经，比如诚信、爱敬、知耻、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和而不同等。这些价值伦理不仅适用于古人，也适用于今天。”刘梦溪说。
刘梦溪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数十年，最早从陈寅恪、王国维和钱钟书入手，上世纪90年代编撰《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时开始关注马一浮，与其思想一拍即合。马一浮声名甚隆，却一生不任教职，不著时文，精通禅理，过着“高僧大德”般清淡的生活。马一浮与熊十力、梁漱溟并称新儒家“三圣”，刘梦溪说，若要排座次，马一浮应居“三圣”之首。因为“熊先生的学问有些‘杂，“梁先生又太讲究学问的实用性”，马先生“不杂不泥、显微无间”，“不染尘俗、不沾势力”，是一位沉浸于学理世界、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的学者。
马一浮的建树
南都：作为现代学者，马一浮在学术上主要有什么建树？
刘梦溪：他是极为特殊的人，有人说他是20世纪读书最多的人。当然他不像陈寅恪、钱钟书读外国书那么多，他也有旅外经历，也对国外感兴趣，但很快转向了中国传统学术和古典学术。1903年他从美国回来不久，在镇江的金山寺一连两年在那里读书，后来搬到杭州西湖边，住在偏僻的巷子里，读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有人说他读完了全书，也许不太可能，但通翻一遍，或详或略地阅读，做到全部都很熟悉，完全可能。
他的学问建构直承宋代理学，二程和朱子对他影响比较直接，特别是朱熹的思想，他特别看重。但他的建构完全是自己的。宋代的理学是义理之学。马先生的学问虽然也属于义理之学的范围，但与宋儒不同，我称为“新义理学说”。“新”在哪里呢？宋代的理学吸收了佛教禅宗以及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但宋儒对佛道两家批评得很严厉，采取跟它划清界限的方法。马先生恰好把佛学跟儒学融通在一起加以研究，援释入儒，以佛解儒，和宋学迥然有别。马先生的佛学造诣之深，20世纪的学者中鲜有出其右者。现代佛学研究，早期有南京佛学院的杨文会、欧阳竟无，以及后来的吕秋逸先生，他们都是有深度的佛学学者。吕先生精通梵文，对印度佛教的历史渊源和东传之后的变化，有透辟的了解。但对佛教的义学和禅学的研究，马先生之外我看不到有第二个人达到他的水准。所以他是既精通儒学又精通佛学的现代学者，他构建的是儒佛会通之学，所以我称之为新义理学说。
他的学问的另一个面相，是对“六经”的研究，马先生把它叫做“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最早的典籍文本。为什么有“六艺”和“六经”？马先生解释说，在孔子那里，有两个“六艺”，一个是礼、乐、射、御、数、术，这个“六艺”是要学生践行的。驾车、射箭，不实地操练怎么可以。两一个“六艺”，是孔子之前就有的《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乐经》等经典文本，后来称之为“六经”。《乐经》不传，现在看到的只有“五经”，但习惯上仍称为“六艺”或“六经”，直到清代都是如此。所以龚自珍有“六经为我开生面”的诗句。《易经》的时间最早，如果“伏羲画卦，文王演易”的说法可信的话，那是很早很早的事。《诗经》原有三千多篇，经孔子删订，留下三百零五篇，所谓“诗三百”就是这样来的。《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作，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马一浮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形态，实际上当作了中国的“圣经”。他的著名理论是，诸子、“四部”都在“六经”的包涵统摄之下，是中国学术的源头，“六经”统诸子、“四部”，诸子、“四部”却不能代替“六经”。马一浮之前，没有任何学者做过这样论证。如果从现代学术分科的角度观察，“六经”的地位居于文史哲各科之上，而不能为文史哲各科所代替。这是马一浮“六艺论”的一“新”。第二“新”，是马先生认为，如果讲国学的话，其主要内涵应该是“六艺之学”，这就把国学和文史哲三科完全区隔开了。也就是说，“六经”是最高的单独的学问形态，跟后来的人文学科以文史哲三分不是一回事。
“六经”与国学
南都：这让我想起现在掀起的一轮轮国学热，可大众对于“国学”的概念往往非常模糊，并不知道“国学”一词具体的指涉。如果按照马一浮的观点，国学便是“六经”了。
刘梦溪：如果按照以往的解释，把国学认为是中国固有学术，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一直到清代的朴学，跟一般的民众不容易发生关系，跟理工科研究的人关系也不大。但如果国学是经学，跟全体人众都有关系。因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伦理都在“六经”里边。中国人总得有自己的精神价值啊。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我们恒定的精神价值是什么呢？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什么呢？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伦理都在“六经”。比如诚信、爱敬、知耻、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和而不同等，这是我近年梳理出来的具有永恒意义的价值伦理，它们都来自《易经》、《礼记》、《孝经》等最高经典。这些价值伦理不仅适用于古人，也适用于今天。这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可以和西方的价值互相阐释。如果认同经学是国学的主要内容，在开设国学课的时候，就可以使现代人顺理成章地接受这些传统资源，累以时日，代代相传，使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修养有道德的人。
南周：“六经”是难懂的，把经学和国学连接起来，能在中小学开设国学课吗？
刘梦溪：“六经”文字古奥，的确很难懂，但也有分别。《诗经》比较起来要好读一点，有韵，
有情，有人物故事，多读，慢慢体会，会知其大意。《周易》的卦辞、爻辞因有占卜的因素，解读较难，彖辞、象辞、系辞，要容易一些。最难的是《尚书》，《礼记》稍好。《春秋》需要读“传”，主要是《左传》，都是故事，比较好读。古人读“六艺”经文，叫“玩经文”，意思是要仔细把玩，反复阅读，读多了，意思也就明白了。读经的目的，在古人是为了“蓄德”，这和我说的学习其中的价值伦理是一个意思。也就是多识往圣前贤的嘉德懿行，以道理和行事的典范来哺育我们。《中庸》是《礼记》里的一篇，其中引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我跟学生讲课的时候，就讲“修身”从“知耻”开始。何况读“六经”有一个方便途径，就是从《论语》入手。《论语》和《孟子》我认为是“六经”的简要读本，我们可以通过《论语》和《孟子》来进入“六经”。孔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只不过化作了日用常行，亲切易懂。今天的国学教育，特别是中小学和一般民众，它的路径应该从《论语》开始。
如果马一浮的国学定义能够得到很多人认可，大学里就不会因学科设置而发生矛盾。现在很多大学有国学院，国学院做什么？主事者还极力想得到国学博硕士的招生权，可你招的硕博跟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院招的硕博，所研的题域完全相同，你的国学硕博的称谓还有何意义。文学院一个学生写李白或杜甫的学位论文，得的是文学硕士或博士，国学院的也写李白杜甫，得的却是国学硕士或国学博士，这通吗？只有接受马先生的国学主要是经学的学术理念，当然还应该加上小学，即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就是清代学者讲的“读书必先识字”，以“经学部”和“小学部”作为国学院的两大部，再加上“国学教育部”，国学院的立名便名正而言顺了。但经学部和细小学部的学制应该与通常大学的不同，至少应该是六年制，生员的人数也不宜太多。
马一浮与陈寅恪的差异
南都：我从您的书里读到，马一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人，既不愿意发表文章，也不愿意在学校任教，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吗？陈寅恪好像并不是这样的。
刘梦溪：他们两位确有不同。陈先生是历史学家，也由于陈的家世传统不同于一般的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经历了戊戌变法和慈禧政变的大变故，所以陈寅恪对社会政治有极深刻的了解。陈寅恪的一生始终与“家国旧情”和“兴亡遗恨”联系在一起。他写王国维的纪念碑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针对历史，也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熟悉陈寅恪的人，知道他早在年轻时就对晚清的社会政治极端熟悉，他的好友吴宓讲过这个话。在陈寅恪看来，历史和现在是连在一起的，现在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而已。而且他相信从历史看现在，未来可以预知。所以他的《柳如是别传》的缘起部分，才会有“明清痛史新兼旧”的诗句。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国社会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走向，他予以深切的关注。当然他的观察和思考是一个学者的表达方式，并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偶尔也有例外，二十年代清华大学曾有过驱赶校长曹云祥的举动，起因于曹氏其人对梁任公的态度不很妥当，当时陈先生对驱曹表示支持。五十年代以后，他虽双目失明，但社会的变动，人事与世相，一切都心知肚明，常在诗中有或直接或间接的表露。
马一浮是具有超越精神的儒者，他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儒学和佛学是他的两根精神支柱。你不妨注意一下我对马先生精神世界的一个概括：“儒学是他的底色，佛学是他的生活，诗学是他的性情”。儒学的底色，二十世纪很多学人都有，佛学的生活，则是马先生特有的。他几乎给人一种他是佛教信徒的感觉。其实不是，只不过他的生活状况如同未出家的僧人，很多高僧大德都佩服他的佛学修养。甚至有的学人跟他接触以后，会产生出家之想。他对佛学经典的熟悉是惊人的。有一次，有个学者来向他请教学习佛学要念什么书，他一下能开出很多书名来。诗学是他的性情，也真实不虚。他下笔就能成诗，而且写得特别好。他的世界是由儒学、佛学、诗学构成的。他写信常常用禅宗的语言，而他的诗是他的情感的寄托。马一浮的诗和陈寅恪的诗，那是两种风格、两个世界。陈的学问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合一的，人事变迁和家国兴亡不离脑际，马则活在佛禅义海的玄言诗理之中。
20世纪学术是又一高峰
南都：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家的“三圣”，这“三圣”有何不同之处？
刘梦溪：“三圣”是对后五四时期新儒学领军人物的尊称，熊、梁、马三位大家，各有擅长。相同之处是他们都为复活儒学竭尽心力，都有既涉猎儒学又涉猎佛学的经历，熊先生和梁先生都是在涉佛之后又返归儒学。马先生的学问历程，我的看法与熊、梁不同，他不存在返归的问题，一生与儒学为终始，一生与佛学为终始。要论著作，马先生远没有熊先生多，但熊十力绝对不会轻视马先生的学问。他知道他的学问有多深。熊十力《新维实论》的序言就是马一浮写的。只就这一篇序，学问全出来了。马先生读书多，学问大，当时人人都知道。你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可以说，片言只语就可以知道他的学问不同寻常。过去北京大学有这个传统，不主张学生写很多文章，现在不一样，鼓励多写。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五十岁去世，活着的时候根本没写很多东西，但人人知道他的学问好。章太炎都说你应该把它写出来，他说等我五十岁之后再写。其实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在于自己写多少东西，而在于思想和精神。他们的学问成就的是自己，他们的学问方式是为己之学。
南都：您怎样评价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钟书等这批20世纪的重要学者？
刘梦溪：从学术上来讲，20世纪现代学者有个重大特点，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学问结构某种意义上讲是空前绝后的。在国学根底上，后来者不大容易超过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很好的西学训练，绝大多数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我讲的20世纪学术，是从历史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它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一个单独的段落。这一时期第一流学者的特点，是既打通古今，又能贯通中西。他们常常精通多种文字，他们的学问跟整个世界连接了起来，出现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再就是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改变，胡适之称之为“科学的方法”。总之，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术，我认为是清代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期。
采写：南都记者黄茜
受访者供图
作者：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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